无门无管理员的图书馆在反讽什么
 从2005年开始,宁波鄞州高级中学的图书馆开始实行“无门无管理员,图书任师生自助借阅”政策。当时,很多人认为,这样做,书迟早要被偷光的。然而,年终一盘点,图书不仅没有被偷,因为有毕业生向母校捐书,原来10万册书变成了10.6万册。推出这一政策的时任校长王贤平说:“高中的图书馆不应该是藏书馆,应该是读书馆。”(《钱江晚报》2月1日)

  鄞州高级中学的这一做法,实在高明。这才是理想的图书馆,这才是能够让人平心静气与古人、与贤者对话的所在。书香的弥漫,知性的渗透,文化的浸润,莫过于此。什么时候,我们身边的图书馆都能少一些防备多一些开放呢?

  没有门、没有管理员,并不是说这样一个图书馆就全无约束,可以恣意任性,随意处置馆藏的图书了。同样,门禁森严、机关重重,在耗费了大量行政成本、管理成本的同时,也未必就能守得住那些图书不被窃走。图书是否失窃,本质上取决于前来读书师生的自我约束,取决于文化的强大力量,能不能抑制得住个体的越界冲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图书本身就是门禁、就是管理员。

  图书的价值、阅读的意义,不仅仅体现在表象,而应该体现在对阅读者潜移默化的影响上面。现在看来,宁波鄞州高级中学图书馆的制度设定显然取得了这样的预期效果,也因此,产生了良性的互动关系。图书馆越宽松、越宽容,则进出其间的师生就会越守规矩、越爱惜图书。一本本图书里面潜在的文化力量,正在一圈圈荡漾出来,形塑着莘莘学子。而最平静的波心,则是图书馆。

  这样一个从容的图书馆,注定是一个有力量的图书馆。因为,她以她有形的建筑形式的存在,聚合起10万册图书中看似微小的力量,并在这种不断的聚合过程中裂变出更为强大的能量,当然可以涵纳一茬又一茬的学子。事实上,图书馆这样的公共文化机构,本来就应该以这样的形态存在。大家都知道,宁波城内有天一阁,数百年来,人们印象深刻的并不是建筑本身而是其所体现的文化意蕴。

  遗憾的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很多的图书馆与公众的距离越来越遥远了。馆舍建筑可能越来越奢华,技术设备可能越来越先进,管理人员可能越来越犀利了,而读者置身其中,却感受到越来越深刻的冰冷。似乎,图书已不再是图书馆的主体,文化也已经退居一隅,边缘再边缘了。原本是服务读者、服务阅读的管理、防范等等,反倒成了舞台中央最耀眼的部分。

  更有甚者,很多地方的图书馆还加高藩篱,限制“不相干”的人员进出,这不免是对图书馆公共属性的扭曲。此前,流浪汉、乞丐可以随便进入杭州图书馆的消息,一度引起媒体和公众一片尖叫。然而,欢呼过后,像杭州图书馆那样不设藩篱的图书馆依然鲜见,亦可见改变之艰难,开放之难于落实。

  王贤平曾说过,读书人生活可以清贫,精神不能贫穷。与之对应,似乎可以这样讲,图书馆建筑可以富丽堂皇,精神气质却不能过于高蹈远引、远离公众。一旦图书馆变成了藏书馆,管理者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防贼上面,前来读书的人都被视为潜在的斯文窃贼,则知识的普及、文化的渗透又从何谈起?图书馆为什么不能无门、无管理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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