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楚辞对汉初文坛的影响 。

《楚辞》是中国文学的源头之一，它以其所具有的独创的艺术形式，记录下了以屈、宋为代表的诗人对人生、社会、自然的感受与体验，它们成为后世文学艺术模仿的原型，它们在中国文学史上所产生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一篇，比较系统充分地论述了《楚辞》之成就与影响。我们截取其中这样一段话：“自《九怀》以下，遽蹑其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刘勰注意到屈、宋所抒发的对现实的抑郁之情怨，离居时的悲伤感怀，描写山水的生动形貌，以及时令节侯的变化等等，也得出了肯定性的结论：楚辞将“衣被时人，非一代也”。
文学的影响与接受有其自身的规律，它会自然地接受和选择已有文学成就中适合于自身发展的经验，过去已有的文学创作模式、主旨情调、意象原型、语言风格等等，必然对新的文学创作起到影响作用，《楚辞》对汉代文学的影响即是如此。汉初文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散文和辞赋的发展上，而辞赋的发展主要继承骚体传统。《楚辞》对汉初文坛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文人的创作思想和文学作品的表现形式上。
一、从文人看楚辞的影响：
战国时期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地作家的出现，产生了一批把文学创作当作生命寄托以实现人生价值的文人。文坛在经历了秦代的沉寂之后，到西汉文帝和景帝时期作家群体再度生成，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生生不已，人才辈出。
《楚辞》所体现出来的注重自我品格修养，追求内修外美的人格，以及敢爱、敢怒，敢于抒发真情实感的特点，引起了汉初士人们的极大关注，从而在他们身上产生了虽然不同但又异常强烈的反响。以汉初文人贾谊为例，他开始深受汉文帝的重用，后由于绛、灌等人的谗毁而遭贬，流放至楚地长沙，自然会想起屈原这位先哲。《楚辞·怀沙》中屈原曾感叹世界昏暗、是非不分、善恶颠倒：“玄文处幽兮，蒙瞍谓之不章；离娄微睇兮，瞽以为无明。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皇在笯兮，鸡鹜翔舞。”这令后来同样历经小人馋谤、君王贬斥的贾谊产生强烈的共鸣。贾谊《吊屈原赋》：“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竄兮，鸱枭翱翔。闒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随、夷为溷兮，谓跖、蹻为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銛。吁嗟默默，生之无故兮；斡弃周鼎，宝康瓠兮。腾驾罷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章甫荐履，渐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独离此咎兮。”虽然贾谊对此产生了巨大的共鸣，对屈原表示了深深的同情，但并不表明他对屈原，对《楚辞》的全盘认同。贾谊在《吊屈原赋》的末尾表达了他的观点：“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他将人生归结为“纵躯委命”,“知命不优”。这虽然是极度悲苦中的愤激之语,但也包含其对屈原立身行事的非议。贾谊是多才而又情感敏锐、脆弱的人,他对屈原的认同明显带有他自身的一些特点；汉初统治者较开明的政治,使得王朝和士人们的关系还比较融洽,是汉初不能全面认识屈原和《楚辞》的重要原因。
    《楚辞》中的真情引起了文人的共鸣，而它包含的精神力量也鼓舞了汉初文人。司马迁曾对《离骚》如此评价：“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灌淖污泥之中,蝉脱于浊秽,_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是对《离骚》风格的评价,又何尝不是对《楚辞》精神内涵的评价，司马迁认识到了其中包含的最闪光的品格：不平、追求和高洁；也正是《楚辞》中光彩夺目的精神力量，鼓舞了司马迁等汉代文人在逆境中奋斗不息。
二、从作品看楚辞的影响：
1、汉赋
    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是《楚辞》对汉代重要影响的具体体现。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将赋家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列屈原赋，第二部分以陆贾为首，第三部分以孙卿为首，第四部分为杂赋。从这个分类可以看出“汉赋是直接受《楚辞》的影响发展起来的文体。”
最早把汉赋之源与楚辞联系起来的是西晋的皇甫谧，他在《三都赋序》中说：诗人之作，杂有赋体。王夫之说得更为具体，他在《楚辞通释·九辩》中说宋玉《九辩》“盖亦效夏启《九辩》之名，绍古体以为新裁，可以被之管弦。其词激宕淋漓，异于风雅，盖楚声也。后世赋体之兴，皆祖于此。”这都非常明确地说明了楚辞对汉赋的直接影响。
汉赋有骚体赋、汉大赋和抒情小赋之分，分别代表了汉赋不同发展阶段的主流形式。汉初以骚体赋为主。骚体赋的主题多言“悲士不遇”，情调以忧怨为主。或仿《离骚》，或仿《九章》、《九歌》，与楚辞的格调大同小异。梳理其线索，大致是以汉初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为端，“这些作品明为赋，实为楚辞体”。其后有庄忌的《哀时命》，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东方朔的《七谏》等等，有意识地模拟楚辞，可以说汉赋的发展过程就是楚辞的影响过程。
骚体赋在内容和风格上继承了《楚辞》的优点，而为人所称道，它们大都以抒发情感为主，这与屈原的一些作品非常相似。如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体制上颇似《九歌》，只是多了些叙述与铺陈的成分。庄忌的《哀时命》则是赋写屈原的悲剧。王逸说:“忌哀屈原受性忠贞，不遭明君而遇暗世，斐然作辞，叹而述之，故曰《哀时命》。”《哀时命》篇幅短小精悍，具有强烈的抒情性：“虽知困其不改操兮，终不以邪枉害方；世并举而好朋兮，壹斗斛而相量；众比周以肩迫兮，贤者远而隐藏。为凤凰作鹑笼兮，虽翕翅其不容；皇其不寤知兮，焉陈词而效忠；俗嫉妒而蔽贤兮，孰知余之从容？”仿佛是代屈原诉说人生遭际，看小人蝇营狗苟，却始终不改高尚节操，全赋比喻生动，情词肯切，颇有《离骚》的韵味。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云:“纾迥断续，《骚》之体也;讽喻哀伤，《骚》之用也；深远优柔，《骚》之格也；宏肆典丽，《骚》之词也。”
2、汉诗
相对于汉赋在整个文坛的垄断地位，汉诗处于边缘化状态，汉诗存留虽少，但仔细分析，仍可以看出《楚辞》对它的影响。从诗歌构成形式看，汉诗可分为三类：其一，诗句中夹一“兮”字的作品，如刘邦《大风歌》等。其二，杂言体作品，如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等。其三，四言句式作品，如刘邦《鸿鹄歌》、司马相如《封禅颂》等。
下面将对这三类汉诗进行分析。一、诗句中夹一“兮”字的作品。如刘邦《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类诗歌的形式与《楚辞》相近，以六字句、八字句为主，应属于典型的骚体，其受《楚辞》影响明显。二、杂言体作品，如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等。“《安世房中歌》、《郊祀歌》为祭祀歌，其主旨和形式都与屈原《九歌》非常接近，故《汉书·礼乐志》称：高祖乐楚声。房中乐，楚声也。”这些杂言体尽管句式不一，但错落有致，有一定的规律性，与《楚辞》的形式构成相似。三、四言句式作品。如刘邦《鸿鹄歌》：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这首四言诗是高祖劝慰戚夫人时所唱，《史记·留侯世家》记载：戚夫人泣，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刘邦说《鸿鹄歌》为楚歌。可以说，刘邦《鸿鹄歌》、司马相如《封禅颂》等四言之作在形式上也受了江、汉一带楚歌的影响。
三、结论
王逸《楚辞章句》指出：“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这是比较全面而且是最早论述《楚辞》对后世影响的话语。他对《楚辞》业已产生的影响作了足够充分的说明，并且独具只眼地作出了《楚辞》“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的预言。
经过上文的分析与论述，我们可以肯定《楚辞》对汉初文坛有着极大的影响，这影响主要体现在文人的创作思想，和文学作品的表现形式上。从文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与《楚辞》的情感的共鸣，以及受《楚辞》所包含的精神力量的鼓舞。从文学作品上，我们可以看到“汉赋的发展过程就是楚辞的影响过程”，以及汉诗在形式内容上明显地受了《楚辞》的影响。事实上，《楚辞》对汉初文坛的影响不仅仅如此，其更深远的作用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