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周金文看楚文学之渊源

【内容提要】20世纪以来，出土了大批楚国青铜器，其中在数量众多的器物上刻有铭文，总字数已超过万计。这是研究楚国历史、文化的极其宝贵的资料，也是研究楚文学之渊源的重要途径。本文从四个方面对此进行研究与探索：1.从吴雷镈铭文和楚墓祭祀竹简，对照司马迁在《史记·楚世家》中有关楚族世系的记叙，可以厘清楚族之渊源。2.出土青铜器中有七篇文字较长的铭文，它们句式齐整，符合诗经的韵律，可视为楚诗作品。它反映楚文学自觉承继中原文学之传统，有着深厚的中原文化底蕴3.出土的楚国青铜器铭文，其字体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风格，大体上在春秋中期之前与中原无异，春秋中后期出现了作为装饰目的的鸟虫书，但使用并不普遍。4.和楚国的发展相一致，楚青铜器物造形，也经历了从模仿到逐渐形成自身特点的过程。但总体而言，楚贵族大体一直坚持周礼所规定的礼制，表明对于周文化也即中原文化的认同。 

【关 键 词】楚国青铜器/铭文/句式/字体风格/造形/楚文学渊源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以来，随着楚文化与楚文学研究的日益深入，有关楚文学渊源的问题再度被提出，争论颇为激烈。有感于此，80年代中期，笔者曾打算就两周金文考察楚文学的渊源，可惜当时所能见到的楚器铭文有限，未能如愿。近年来，大量出土的两周青铜器铭文已先后在各有关发掘报告上考释发表，总字数超过万计。在此基础上，我们已有了比较丰富的资料可以讨论这一问题，故作此文，以期抛砖引玉，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

    在楚文学渊源的研究中，首先碰到的是关于楚族起源问题，楚文化、楚文学的研究都离不开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楚族的起源，向来有多种说法，都可从文字记载中找到一点根据，因此，利用出土金文进行探讨，是很有价值的。

   郭沫若是十分注意利用出土的青铜器铭文进行研究的，他在《屈原研究》中便引用了宋代出土的《楚公逆镈》铭文，并说：“那铭文的字体异常雄壮，铭辞明白的也有‘隹（惟）八月甲申，楚公逆自作夜雨雷镈。……逆其万年又寿。……孙子其永保’的句子，和周人的铭文并没有怎样的差别。”楚公逆即楚国前期的首领熊咢(前800—前791在位)，这是目前所发现并可鉴定的年代最早的楚国西周晚期铜器铭文。不过，铭文中的“夜雨雷镈”丁山先生将其释为“吴雷镈”，并得到学术界众多学者的肯定，吴雷即是吴回，史籍记载中，吴回是楚人传说中的远祖，那么，这便是为纪念及祭祀其先祖所用，其意义是颇重要的。据《史记·楚世家》载：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过去曾有人对司马迁所载的楚族祖先的世系有过怀疑，但文字记载与出土文献资料均已证明司马迁记载不误。《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载：“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让之，……秋，楚成得臣、斗宜申帅师灭夔，以夔子归。”夔子国是楚别封之君熊挚的封国。楚人十分重视对先祖的祭祀，他们不能容忍夔子国竟然不祭自己的祖先。对此，过去曾有人认为楚国灭夔，是一种必然的事情，不祭祀其祖先之说，仅仅是一种借口而已。然而，出土的战国楚墓祭祀竹简表明，楚人自始至终重视对其祖先的祭祀。不仅在其立国之初如此，在其建国数百年之后的战国晚期依然如此。江陵望山一号楚墓的墓主邵固，荆门包山一号楚墓的墓主邵，他们都属于楚王族成员（昭、景、屈三姓中的昭姓），所以在祭祀竹简中，所祭祀的祖先神，其一是按家族世系，祭祀其先辈，如邵祭祀的先辈世系排列为：昭王、文坪夜君、郚公子春、司马子音，蔡公子。蔡公子是邵的父亲（见《包山楚墓竹简》）。而江陵望山一号墓的邵固，其祭祀的先辈世系也是从昭王开始的，而后有柬大王、圣王、王孙喿、东言公、於父、亲父等。其二是楚族远祖，这在两墓竹简中也均有明确的记录。包山楚墓记录最为完整，其所祭祀楚族祖先神是从老僮（童）开始，而后为祝融、鬻熊、熊绎、武王等。江陵望山一号楚墓祭祀的祖先神竹简残损，但依然可以见到祭祀“老僮（简中作）、祝…”（简131）字样。这个老僮，也即《史记·楚世家》中的卷章。《史记》注引徐广曰：“《世本》云：老童生重黎及吴回。谯周曰：老童即卷章。”

由是可知，楚人一向十分重视对自己祖先的祭祀。《包山楚墓》一书在《结语》部分中说：“同样尊祖与尊重传统，但楚人似乎尤甚一筹。包山楚简卜筮祭祷记录中，有多处祭祷祖先的记录，这些祖先既有近祖也有先祖。”(P343)屈原在《离骚》篇中一开头便写了“帝高阳之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应当也是楚族文化重视祖先观念的反映。它和造作吴回镈、在祭祀中祭祀“楚先”之世系，是同一种观念的产物。

在出土的楚铜器铭文中，还有大量记载对祖先表示崇敬的语句，尤其是有的铜器就是为祭祀祖先而制作的。如出土于河南淅川下寺二号楚墓的王子午鼎，铭文中就有：

隹正月初吉丁亥，王子午择其吉金，自作彝脀鼎，用享以孝于我皇祖父考，用祈眉寿……又如传世的王孙遗者钟的钟铭：

      隹（惟）正月初吉丁亥，王孙遗者择其吉金，自作龢钟，……用享以孝于我皇祖文考，用祈眉寿……

又如出土于江苏无锡的楚(12)陵君鉴铭：陵君王子申，攸兹造金鉴，攸莅岁尝。以祀皇亲，以会父兄。……

这些楚器铭文，如果和当时中原各国出土的青铜器铭文相比，语句似乎并无多大差别，容易使人产生这不过是一种套话的感觉。然而，仔细琢磨，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周人对于铭文的刻字，是十分慎重的，可以称得上字斟句酌。楚器铭文之所以和中原各国铜器铭文在文字风格、款式大体相同，反映的是周代社会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它们都认同于周礼所规定的礼制，同样表现出周代宗族社会中崇拜先祖、重视宗族家族的观念。 

 

从两周金文看楚文学之渊源(2)

        我们从两周金文、楚墓祭祀竹简对照《史记》、《左传》等古代典籍有关楚族世系的记载，再次证实了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对之曾作了认真的考察，而且是严肃的，有根据的。过去有人曾提出的种种怀疑，如认为是楚人为抬高自己的身份而造作出来高贵的世系的种种说法，是毫无道理的。

在楚辞作品中，尤其是屈作中，有许多问题过去在研究时未能作出合理的解释，诸如，前面所提到的屈原在《离骚》开头对于祖先世系的记叙是否真实？为什么被称为“南蛮”的楚人，在文学作品中反复列举的是上古三代的古史传说、神话故事，等等。出土文献资料已经清楚地表明，楚族确实来自中原，本是华夏族的一支，只是“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记其世”（《史记·楚世家》）。按照当时的说法，楚人既然已从中原迁居到江汉之间的蛮夷之地，就成了“蛮夷人”，所谓进于夷狄则夷狄之，连楚君也自称“我蛮夷人也”，但这里讲的不是族属，而是就所处的地方——蛮夷之地而说的，犹如今天在说到南方人、北方人时依然有“蛮子”“侉子”的称呼一样，只代表方位，不代表族属。

二

为了寻求楚辞的源头，人们自然会想到早期的楚诗。然而，流传下来的可确切认定为楚诗的确实数量有限，它们包括了如下几类：

一是《诗经》中的“二南”，这些诗固然有很多写的是江汉汝坟之间发生的事情，如《汉广》《汝坟》《江有汜》等，从诗篇之名也可知所写的地方。然而，在西周至东周早期的几百年间，周南和召南包括了整个南中国，当时由周朝分封的小国林立，数以百计，而楚国不过是其中一个小国。楚始封时，“号为子男五十里”，虽经过历代的艰苦奋斗，然而历西周之世，直到春秋早期还是“土不过同”（《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杜预注：“方百里为一同”。）当时在这块地方的大国有申、吕、陈、蔡、随、邓、江、黄等，除号称“江汉诸姬”的各国外，还有蛮、东夷等所建立的各种小国。因此我们很难确认这二十五篇诗中哪篇是楚诗。况且“二南”曾经过周朝乐官的编订和孔子的校正，在雅化的过程中，也难免失去部分地方特色。

二是散见于先秦诸子及后代各种书籍中的“楚歌”，如：《论语》《庄子》中的《孺子歌》《接舆歌》；《说苑》中的《越人歌》《子文歌》；《史记》中的《优孟歌》；《吴越春秋》中的《河上歌》《渔父歌》《申包胥歌》等等。但这些书除《论语》和《庄子》外，其余皆汉代人所作，颇有人对其可靠性表示怀疑。

这样，要找到一首原始的楚诗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事。可喜的是，近年来出土的两周楚国青铜铭文中确实有可称为楚诗的，而且文字也还不短，它们的出现，为我们了解和认识楚辞的源头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据笔者目前所见，其较长者有如下诸篇（原铭文为篆书，异体字、假借字较多，由于排版的问题，笔者尽量使用经考释过的常用字）。

一、王孙遗者钟铭

王孙遗者钟为传世的楚器甬钟，宋代出土于宜都山中，过去一直被认为是徐国青铜器。淅川下寺楚墓出土了王孙诰钟，经比较研究，两种钟铭的文体、字体相同，可知同为楚钟。钟铭为：

唯正月初吉丁亥，王孙遗者择其吉金自作镈钟。中翰且飏，元鸣孔諻，用享以孝，于我皇祖文考，用祈眉寿。余恭迟，畏忌趩趩，萧哲圣武，肃于德政，惄于威仪，诲猷不飤。阑阑龢钟，用宴以喜，用乐嘉宾父兄，及我朋友。余恁台心，延永余德，龢民人，余敷旬于国。皝皝 ，万年无期，尊万孙子，永保鼓之。

二、王孙诰钟铭

王孙诰钟也是甬钟，1978年出土于河南淅川下寺二号楚墓。钟一套二十六枚，所铸钟铭相同，但由于甬钟大小不同，所以有的铸的是全铭，有的两钟、三钟、四钟合铸一铭，其辞曰：

隹正月初吉丁亥，王孙诰择其吉金，自作龢钟。中翰且飏，元鸣孔諻，有严穆穆，敬事楚王。余不畏不差，惠于政德，惄于威仪，恭舒迟。畏忌趩趩，肃哲臧武，闻于四国，恭厥盟誓，永受其福，武于戎功，诲猷不飤。阑阑龢钟，用宴以喜，以乐楚王、诸侯嘉宾，及我父兄、诸士、{j2l2120.jpg} {j2l2120.jpg} 。万年无期，永保鼓之。

三、王子午鼎铭文

王子午鼎也是1978年在河南淅川下寺楚墓二号墓中出土的。王子午是楚庄王的儿子，字子庚，楚康王二年代了囊为令尹（前558），康王八年卒（前552），这座墓葬当为王子午之墓。墓中共出土鼎七件，均铸有相同的铭文，其辞如下：

隹正月初吉丁亥，王子午择其吉金，自作彝脀鼎，用享以孝于我皇祖文考，用祈眉寿。恭舒迟，畏忌趩趩，敬厥盟祀，永受其福。余不畏不差，惠于政德，惄于威仪，阑阑兽兽。令尹子庚，殹民之所亟，万年无期，子孙是制。

四、下寺M[,1]钮钟钟铭

1979年出土于河南淅川下寺一号楚墓，由于制作者名字被铲去，所以称为下寺[,1]钮钟。钟一套，共九枚，所铸铭文相同。其辞如下：

隹王正月初吉庚申，□□□□，自作永命，其眉寿无疆。敬事天王，至于父兄，以乐君子，江汉之阴阳。百岁之外，以之大行。

五、镈、钟铭

1979年出土于河南淅川十号楚墓。共有镈八枚，钮钟九枚。镈及钟铭文相同。据铭文中的内容，这个制作钟镈的原是“吕王之孙”，后来显然成为楚国的附庸。其铭文云：

择其吉金，铸其钟，其音赢少则汤，和平均煌，霝色若华，比诸嚣圣，至诸长龠，会平仓仓，歌乐以喜，凡及君子父兄，永保鼓之，眉寿无疆。余吕王之孙，楚成王之盟仆，男子之艺，余不忒在天之下，余臣儿难得。

六、楚王酓 鼎铭

据考释，楚王酓 即楚幽王熊悍（前237—前228在位），此鼎1933年出土于寿县李三孤堆楚王墓，铭文刻于鼎口，其辞为：

楚王酓，战获兵铜，正月吉日，铸鼎，以共岁尝。

七、陵君鉴铭

陵君王子申之器，据考，王子申约为楚幽王同时期人，此器应为楚国后期之青铜器，1973年出土于江苏无锡。鉴铭为：

陵君王子申，攸兹造金鉴，攸莅岁尝，以祀皇祖，以会父兄。永用之，官攸无疆。还有一些出土的楚青铜器，铭文不完整，但显然可见也是用诗的形式铸写的，如楚王领钟，其铭文只有一个开头语：“隹正月初吉丁亥，楚王领自作铃钟，其聿其言，……”但已明显可看出下文应是韵文。为什么这个时候的楚青铜器上出现了这么多以诗歌形式写成的铭文？郭沫若曾经在《周代彝铭进化观》中指出： 

 

 

从两周金文看楚文学之渊源

 

东周而后，书史之性质变而为文饰，如钟镈之铭多韵语，以规整之款式镂刻于器表，其字体亦多作波磔而有意求工。上述七则铭文，除开头两三句类似诗序，写作器的时间、制作者、器物名称外，其余的部分，大抵用四言韵文写成，颇类《诗经》中的雅颂之诗，而且写得还颇有韵味。笔者在参考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注：参阅赵世纲《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青铜器铭文考索》，《淅川下寺春秋楚墓》第350—378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伍仕谦《王子午鼎、王孙钟铭文考释》，《古文字研究》第九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试译三首：

1.王子午鼎铭文

正月吉日丁亥，王子午选用美金，制作彝脀鼎，以祀先祖先父，表我孝心，祈求长寿。

谦恭礼让，小心谨慎。

敬为盟祀，永受其福。

我无所畏惧，无有失误。

施行德政，保持威仪。

和平公正，临事不苟。

令君子庚，万民所敬。

子孙万代，以此为则。据《左传》记载，子庚在楚共王时曾任司马，指挥过庸浦之战，大败吴师，俘虏了公子党（《左传·襄公十三年》：吴侵楚，养由基奔命。子庚以师继之。养叔曰：“吴乘我丧，谓我不能师也，必易我而不戒。子为三覆以待我，我请诱之。”子庚从之，战于庸浦，大败吴师，获公子党），为楚国立下大功。次年，楚令尹子囊伐吴归来而卒，临终时遗言告诉子庚：“必城郢！”后来子庚继任令尹，率申息之师驻守北疆，一向以稳健谨慎著称。这首铭辞，前半部是说明制作此鼎的目的用途，后大半部分其实是一首颂诗，歌颂令尹子庚的功绩，所描写的令尹子庚形象，与史料记载是相符的。

2.王孙诰甬钟铭文

正月吉日丁亥，王孙诰选用美金，制作龢钟。

钟声高飏，悠远宏亮。

庄严肃穆，敬事楚王。

我无所畏惧，无有失误。

施行德政，保持威严。

谦恭礼让，小心翼翼。

肃哲刚健，名扬四方。

敬为盟祀，永受其福。

武功赫赫，谋略谨当。

阑阑和钟，美音悠扬。

以为喜庆，以作宴飨。

以乐楚王，诸侯嘉宾。

及我父兄，并有众士。

锽锽熙熙，万年无期，

永保鼓之。王孙诰甬钟钟铭和传世的王孙遗者钟钟铭文字大同小异，而且其中部分句子还和王子午鼎铭文相同。这种现象，引起研究者的关注，还是否当时铸器铭文的通例呢？孰先孰后？对这个问题，伍仕谦先生在《王子午鼎、王孙钟铭文考释》（见《古文字研究》第九辑）中认为，最早铭文应为王子午鼎，然后才有王孙遗和王孙诰，他们应是兄弟辈，是王子午的孩子。所以他们的钟铭便模仿其父辈的语句。这个解释是合理的，但还嫌不够。因为在我看来，这些语句并非简单的模仿，它要表达的是父业子承，“无改父之道”的做法。王子午鼎铭中，在刻下自己的举止行为之后，明确刻了“万年无期，子孙是制”的语句，也就是要求他们子孙后代永远记住铭文中的话，以此做为其行为的准则。那么，王孙诰和王孙遗自然要在钟铭中表白自己是以先人为榜样，遵从其教诲。因此两钟铭文就不是简单的没有出息的照搬和模仿其语句了。还应当看到的，由于地位的不同，王孙遗、王孙诰甬钟的铭文和王子午鼎铭还是有区别的，在虽然不很多的句子中表达了不同的思想状态。王孙诰在铭文中，反复表白对楚王的忠心，“敬事楚王”、“以乐楚王”。而王孙遗钟铭并无此类句子，倒是有表白自己如何勤于国事的辞句：“余恁台心，延永余德，和民人，余敷旬于国”等。从上述铭文中可知，王孙诰和王孙遗的地位也是比较高的，不过其职守应有所不同。由于两篇铭文相同之外较多，因此本文只选译一篇。

3.黑敢槟、黑敢钟铭文：

择美金，铸造钟。

音域宽广，如水汤汤。

器色华美，和平均煌。

如磬宏大，如龠悠扬。

会盟宴饮，其声锵锵。

和歌奏乐，喜气洋洋。

遍及君子，父母弟兄。

永保鼓之，万寿无疆。

我吕王之孙，楚成王之盟仆。

堂堂男子，才气无双。

忠心不二，皇天可鉴。

愿将此生，永事楚王。此钟的作者为吕国的吕侯之孙（铭文中称为“吕王之孙”）。据考，吕国在公元前584年之前已被楚所灭，楚成王在位期间是公元前671—前626年，在铭辞中自称为“楚城王之盟仆”，也就是和楚成王结盟的，吕是梦的与国。结盟时间自然也就是在楚成王在位的46年间，离楚之灭吕时间不远。从铭辞看，此时之吕，已不敢称王、侯，而称自己为“吕王之孙”，显然已非独立之诸侯国。对楚则自称为“盟仆”，“臣儿”，其地位已可知。由于吕国和申国早就受楚之影响，到吕作器时吕已完全在楚人控制之下，这篇铭辞，也可看作楚文化的一部分。当然，和前面几篇铭辞相比，这篇铭辞更加诗化，一开头就用四言句式，整齐排列。铭辞中除赞美所制作的钟镈音质美妙动听，器物典雅华美外，在自我赞誉的同时，反复表白自己对楚王的忠贞不二。从铭辞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体会作器者内心对楚王的恐惧与不安。

显然，上述所引的七篇铭文，按其时间顺序排列，当以钟、镈铭文为最早，王子午鼎铭和下寺M[,1]钟铭次之，王孙遗和王孙诰钟铭又次之，楚王酓鼎铭和陵君鉴铭最晚。其时间跨度长达四百年，也就是说，跨越了楚国的发展期、鼎盛期和衰亡期。而我们知道，《诗经》中所收录的诗篇年代最晚的是《陈风·株林》，作于公元前599年，而钟铭作于公元前626年之前，也就是说略早于《诗经》后期的作品。至于七篇铭文中的后两篇，已到秦帝国建立的前夕，即公元前237—前223年之间。这是很有意义的。铭文的形式反映了楚王族的文化传承关系，毫无疑义，这些铭文的形式与中原各国铭文无异。但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这就是刘彬微先生在《湖北出土两周金文国别年代考述》（见《古文字研究》第13辑）中所说的：

两周时期的金文，南北地区情况不同，在南方地区，特别是楚的中心地区——江汉地区，西周早中期金文很少发现，而同时期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特别是关中地区、中原地区，则有大量发现。……但春秋中期以后，楚国……这个时期有铭铜器的数量反而大大超过了同时期中原地区有铭铜器。如中原地区的新郑郑伯大墓和淅川下寺楚墓，时代相近，论墓葬等级，郑伯墓高于下寺楚墓，可是新郑大墓里仅有两件铜器有铭文，而且其中一件还是楚器。而淅川下寺令尹墓内则有铭器很多，且有王子午鼎、王孙诰钟等长铭的铜器。到了战国早期，属于楚文化范畴的曾侯乙墓内，青铜器铭文字数多达三千余字，是先秦墓葬中出土铜器铭文最多的一座墓。……战国中晚期，因青铜时代行将结束，南北铜器铭文都已呈现衰退趋势，但直至战国末年的楚幽王墓内仍有不少刻铭铜器。这确实是个有趣的现象。那么，透过这些现象，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以为，可以这样说，在春秋时期开始强盛起来的楚国，正以一种充满自信的姿态，显示其对于中原文化，也就是三代文化传统的自觉继承与发展。强盛起来的楚国，其目光一直注视着北方，念念不忘其祖先来自中原，而在周朝衰落之际，楚人认为他们也是有权利问鼎于周的。

 

从两周金文看楚文学之渊源(4)

 

 

这些诗化的青铜器物铭文，表现如下特点：

一是采用《诗经》以四言为主的句式。这是一目了然的，无须多论。

二是符合《诗经》的韵律。这个问题，已有学者作过研究，如伍士谦在《王子午鼎王孙钟铭文考释》中指出：“以上两个铭文的韵读，与《诗经》古韵基本相同。用韵的方式，也有《诗经》的交韵。”他并分别对两铭文的韵部作了归纳。

三是化用或袭用《诗经》的语法和表达方式。如“中翰且飏”，“中”即“终”，句式同于《诗经》之“终风且暴”、“终温且惠”；“又严穆穆”，同于《诗经·小雅·六月》“有严有翼”；“闻于四国”即沿引自《诗·大雅·嵩高》：“揉此万邦，闻于四国。”“武于戎攻”化用《诗·大雅·江汉》：“肇敏戎公，用锡尔祉。”当然，其中还有许多词语是沿用了《尚书》《诗经》以及西周青铜器的铭文，而且使用得十分得体。

从上述诸方面看，楚人具有十分深厚的中原文化底蕴。这也是符合史书的记载的。《国语·楚语上》就记载了楚庄王时，以《春秋》《诗》《礼》《乐》《故志》《训典》等来教育太子。楚庄王是春秋中期楚国国君，公元前613—前591年在位，他教育太子的课程，也自然是当时整个楚王族教育的课程，这些课程与中原诸国并无不同。楚人虽崇尚武功，但也十分重视教育，太子的老师是要认真挑选的，教授的科目要精心安排的，还设有专门管理王族教育的官员。《楚语》中申叔时所说的那段话，是先秦各国资料中保存最完整的有关教育内容的珍贵资料。屈原被疏之后，就曾经当过主管教育王族子弟的，“三闾大夫”之职。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说屈原“博闻强志”，对照其作品，便可一目了然。在当时“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中，楚人绝不落后，新出土的郭店楚基竹简便是明证，其中收藏的有不同学术流派的多种著作。屈作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也绝非简单可以用某一家来概括。

三

战国文学之所以在楚国兴起，与楚王族热心于文学创作是有直接关系的。从出土金文我们已经感受到这种气氛了。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的时候，南方的楚国却像接力捧一样将诗歌创作承继过来。王子午的父子写的是四言诗，屈原作品中也有不少是四言诗，直到战国末期楚幽王的铜器铭文也是四言，这显然是楚王族、贵族之间通用的诗体。向华夏认同，是楚王族的长期奉行的政策。令尹子囊在楚共王去世之后，为其谋谥时说：“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这是诗化的语言，也道出楚人的文化倾向，它不是与华夏离心，而是有强烈的向心力。两年之后，子囊死去，子庚继任令尹。显然子庚执行的是一贯的国策。

我们还注意到，《左传》记录了从公元前617年至公元前518年，楚国君臣在不同场合中大量引用诗的例证，且引用得相当得体。其所发生的时间恰恰在钟铭文之后，与子庚父子的铭文大体同期的一百年间。而且越是往后，引诗越是频繁。从鲁昭公三年（前539）至昭公二十四年（前518），二十一年间记录的引诗就达五次之多。引者是楚灵王及其属下的楚国重臣如子华、沈尹戌等，这说明在楚王宫廷中确实形成一个喜好文学的文化氛围。《国语·楚语》及《左传》中记载的楚国君臣许多对话，读来琅琅上口，富于诗意，如楚昭王问大夫观射父有关重黎“绝地天通”的对话，是人所熟知的。而《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前519）沈尹戌论“城郢”之事，也是如此：

楚囊瓦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已，城无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诸侯守在四邻。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结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务成功，民无内忧，而又无外惧，国焉用城？今吴是惧而城于郢，守已小矣。卑之不获，能无亡乎？昔梁伯沟其公宫而民溃。民弃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场，修其土田，险其走集，亲其民人，明其伍侯，信其邻国，慎其官守，守其交礼，不僭不贪，不懦不耆，完其守备，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诗》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无亦监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慎其四竟，犹不城郢。今土数圻，而郢是城，不亦难乎！”读这段文字，自然体会到整齐的句式中流露出浓浓的诗味来，且极具哲理意味，它使我们想起了大体同时代产生的老子《道德经》中的一段段文字。

应当看到，尽管有众多两周楚国青铜器出土，但和八百年楚国发展史相比，目前所出土的楚器，仅仅是极少的一部分。类似王子午父子制作的青铜器铭文，数量绝不在少数。考古所能发现者，不过是微乎其微的。例如，在子庚去世的一百多年后，楚之属国曾侯乙基中埋下的大批青铜乐器，其中在钟镈上铸刻的铭文多达三千余字，记录了当时各国音律的对比及诸律旋宫位置的对应关系。这些铭文虽非全是韵文，但很注意句式的变化，曾宪通在《关于曾侯乙编钟铭文的释读问题》（《古文字研究》第十四辑）总结出基本式、省略式、对比式、叠比式诸种，使人不觉得读起来呆板，单调乏味。墓中发现匫器上有四言体的漆书文字，是和二十八宿星像图在一起，其辞为：

民祀佳坊（房），日辰於维。

兴岁之四（驷），所尚若陈。

经天常和。饶宗颐先生对此作了考释（见《曾侯乙墓匫器漆书文字初释》，《古文字研究》第十辑）。

曾虽非楚，但与楚国关系十分密切，这由出土青铜器铭文载录可知。就是其文字，饶宗颐先生也认为，“字体和现藏美国的楚帛书很接近”（同上）。读到多变化的钟铭音律文字时，很容易联想起屈原在作品中宛转变化的句式。

战国中后期，楚宫廷喜好文学之风更甚。屈原得到怀王的信用，其善为文辞应是重要原因之一。楚春秋中晚期的大臣申叔时、观射父、左史倚相也都因博学，“能作训辞”，“能道训典”，因而被楚王视之为国家之宝的。在怀王的时代，史料没有记载怀王对于文学的态度，然而我们从屈作中看到宫廷中盛行着诗歌舞蹈，《惜往日》中，一开头屈原写道：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诗。

后来，朱熹将“昭诗”改为“昭时”，但改得未必妥当。陈子展认为“昭诗”可释为审定诗歌，如审定用于祭祀用的《九歌》之类（见《楚辞直解》）。而《九歌·东君》篇，在写了一场热烈的歌舞场面时，其中就有：

 

 

从两周金文看楚文学之渊源(5)

 

 

翾飞兮翠曾，展诗兮会舞。

“展诗”即“陈诗”，“会舞”即合舞。是诗言其声，舞言其容。

如果说，上述两处还看不出是否直接进行诗歌创作的话，那么，《招魂》中就写得十分明显了：

兰膏明烛，华镫错些。结撰至思，兰芳假些。人有所极，同心赋些。

袁梅将这几句作这样的翻译：

含兰香的脂膏作烛火，光灿灿地照耀。灯盏雕琢鎏错，十分美好。酒醋赋诗，谋篇撰句，尽心构思，借助具有兰蕙之芳的词藻。人人极尽情思所至，同心吟诵精妙之作。（《屈原赋译注》）看，宫廷中的这幅热烈非凡的创作场面，应当使我们找到了战国中后期楚国文学所以如此繁荣昌盛的原因了。事实上，正是由于上层统治集团的大力提倡，才会形成一种风气。

顷襄王时期，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周围，就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一批“皆好辞而以赋著称”的文学侍臣。他们共同创作，在继承屈原楚辞创作精神的基础上，把楚文学又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从而产生了新的文体——楚赋，开了汉赋创作之先河。从宋玉赋中我们了解到，顷襄王有时也是赋作的参与者（见《大言赋》《小言赋》）。屈宋之后，影响所及，儒学大师荀卿晚年也在楚国参与赋的创作，使后期楚赋创作延续不断。

四

文字是语言的载体，通过文字的研究也可以从一个方面看清楚文学之渊源。在出土的楚文献资料中，主要的有金文、竹简文字、帛书三种。这三种文字中，以竹简文字最多，据滕壬生在《楚系简帛文字编·序言》中所说，已先后出土竹简22批（已公布18批）。其中包山和郭店两批楚简字数近三万字，则全部楚简总字数应在四万字以上。其次是金文。由于在青铜器上铸造或雕刻文字，比诸在竹简上写字毕竟难度要大得多，因而所能见到金文字数也必然少于简帛文字。然而，从目前已出土的铜器铭文来看，其字数也超过万字，仅淅川下寺楚墓就有113件有铭青铜器，包括重文在内，总字数达4423字。属楚文化系统的曾侯乙墓中出土的铜器铭文字数也有三千多字。因此它们都是研究楚文字的珍贵资料。

不管金文也好，竹帛文字也好，它们是彼此相通，一脉相承的。马国权先生在《战国楚竹简文字略说》（《古文字研究》第三辑）一文中，以建国初期至文革前出土的七批楚简的四千余字同出土的青铜器铭文等作比较后指出：

跟同时期的楚国其它文字相比较，除了作花体字的部分铜器铭文形体区别较大之外，绝大多数一眼便看出它们之间密切的亲缘关系。……先谈铜器铭文。在传世稍早的《曾姬无卹壶》和年代相仿佛的《楚王酓鼎》《楚王酓肯鼎》《铸客簠》《铸客匜》《铸客鉴》《鄂君启节》等铜器铭文中，凡字与竹简相同的，书体结构都无不相合。……上述器物虽然有铸、刻、错金的不同，都笔道流丽，饶有楚国文字的特色。至于楚王酓、楚王酓肯和铸客等器铭文，与竹简文字直是一家眷属。

楚文字在其立国的八百年间，曾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大抵在春秋中期以前，各诸侯国文字都是和周王朝保持一致的，连器物造型也如出一辙。这一点，楚国也不能例外。如前所说，从所发现楚之西周及春秋早期的器物铭文上看，其文字风格全与周朝相同。

但是，春秋中期之后，随着楚国的强大和楚文化特色的逐渐形成，楚器铭文也已发生相应的变化。河南淅川下寺楚墓的令尹子庚家族墓地正处于这样一个时期。据赵世纲先生对出土的青铜器铭文进行研究后指出：“铭文字体多数为篆书。早期字体浑厚遒劲，晚期则趋于纤细俏丽。而王子午鼎和王孙诰戈的铭文为鸟书。”（《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附录一《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青铜器铭文考索》）这里的所谓早期当指钟一类青铜器，而王子午鼎则已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字体“多作波磔而有意求工”，且出现了鸟书。这应当也是目前所见时间最早刻有鸟书的楚器铭文。

鸟书亦称鸟虫书，它是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代盛行于吴、越、楚、蔡、徐、宋等南方诸国的一种特殊文字。鸟书为文字上带有鸟形纹饰，虫书则笔道盘曲如虫，它们都以篆书为基础演变而成的一种美术字体。郭沫若认为鸟虫书是“于审美意识之下所施之文饰也，其效用与花纹同。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周代彝铭进化观》）。鸟虫书主要见于一些青铜器之铭文，尤以兵器为多。这是一种变形的装饰用文字，不应将其看成是另一种文字系统，且使用范围很有局限，简书中就没有此种文字。相比较而言，在文字方面，鸟虫书应是最能体现文字的南方文化特色的。当然，它并不为楚所独有，使用范围包括了南半个中国。

至战国中期之后，楚器铭文渐趋方正规整，与帛书及简文相近，只是楚之南北各地所出土之器物铭文在字形、笔画增减有所不同。这也是和当时中国文字的整体情况相一致的。战国时代，由于七强并立，各自为政，地域化因素就相对明显。于是在文字语言方面，出现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状况，这是必然的。言语的异声，指的是方言方音的明显差异；文字异形，指的是文字出现了地方特色，诸如笔画的增减，个别方音字的出现，等等。但从总体上看，并未产生另一种语言和文字体系。正如马国权先生在《战国楚竹简文字略说》中提出的：

侯马盟书的文字，其它地方的陶、鉨、货币文字，以至《魏正始三体石经》中的古文，与楚简文字完全同构的很多。可见作为商周文字继承体的一支楚简文字，虽有它的地方特点，但存在着先秦文字的共性是主要的。文字是如此，楚言、楚声、楚音、南音等关于楚国语音、音乐的称呼，也当作如是观。但在先秦各国之中，由于楚、吴、越长期僻居南方，与中原各国交流较少，久而久之，其语音与北方差距拉大，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以今日北方方言区和南方的闽、粤、吴、客家等方言区的语音之巨大差别便可理解古之南北语音之不同。

在对两周楚器金文的整体研究之后，我们还要顺便提及的是关于出土的楚青铜器形态，楚墓葬礼的有关问题。

器物的造形是考古学中很注意研究的一个方面，考古发掘中往往可依据出土器物的形态来判断其不同的文化类型。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和包山楚墓（战国中晚期）是两处比较典型的楚国贵族墓地。通过对两处墓地的比较分析，是很能说明一些问题的。

下寺楚墓的年代有春秋中期后段、春秋晚期前段和春秋晚期后段。从出土的青铜器的特点看，在春秋中期以前，基本和中原地区没有多少差别。中后期虽显现出自身的特点，但依然保留明显的中原文化风格。随着时间推移，越是后期的墓葬所出土的青铜器物就越多表现出楚文化的风格，这是很自然的。到战国时代，包山楚墓出土的青铜器中，其“鼎制不是按镬鼎、鼎、陪鼎的配置，而是以鑐鼎与正鼎的套数相配，作为有盖圆腹鼎的正鼎，却兼有镬鼎、鼎、陪鼎的作用，故其实用有盖圆腹鼎底有黑烟炊痕，足较高，而不像中原的升、羞之鼎足越来越矮。”（《包山楚墓·结语》P343）器物的纹饰，下寺楚墓主要以蟠螭纹和蟠虺纹为主，与中原地区同期青铜器的纹饰大抵相同，但到包山楚墓之青铜器纹饰中，凤纹母题逐渐占突出地位，“无论是那些典型楚器的造型还是纹饰，都离不开凤”（同上）。

 

 

从两周金文看楚文学之渊源(6)

 

 

但是，在看到差异之外的同时，却还有更多相同的一面：淅川下寺楚墓的青铜器“有不少器类从中原地区传来或不同程度带有中原青铜器的特征”，就是体现楚文化特征的器物，“有的是模仿中原同类物制作，有的则是同类器物的变异”（《淅川下寺春秋楚墓·结语》P343）。

在《包山楚墓》一书的《结语》中，作者用了大量的篇幅，将淅川下寺楚墓和包山楚墓作为楚国公族的墓地的代表，在比较出它们之间的共性和个性后指出：

每一个文化的内部，都不会只有一种属于自身文化传统的因素。东周时期，各地文化百花齐放，且相邻文化互有影响，这种相互联系所产生的彼此影响，不会只发生一次。但诸文化影响最大的当是位居中原的周文化。这是因为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始终处于政治、经济、文化的领导地位，并通过分封等形式在相当广大的范围内确立过较牢固的统治，同时推行“周礼”，注意文化的经营。因此，包山楚墓特征亦有较强烈的周文化因素。

……

上述姬周文化因素，实际上也是东周时期中原列国共有的文化特征。那么，战国时期楚与中原列国的种种共同特征似也可统称为广义的周文化因素。

……

尽管楚国高级贵族至迟在春秋中期已完全挣脱了与天子的君臣关系，但他却顽固地繁化礼制，强调自身的君臣关系，借助周礼来维护等级秩序；合于周制的墓地制度、饰棺制度、奇数鼎制，以至夫妻、父子均不同制。须知，包山楚墓下葬年代已近战国后期了，楚人还是如此强烈地维护周礼，除了自身的统治需要外，文化的认同感也应当是主要的原因。王红星、胡雅丽在《由包山二号楚墓看楚系高级贵族墓的用鼎制度》（见《包山楚墓·附录一五》），一文中说得很有道理：

楚系高级贵族墓的用鼎制度，从礼制功能到等级类差及单位计数，也与周制表现出较大的一致性。事实上，不少学者早就注意到早期楚文化有较多中原文化因素。如青铜器从造型到纹饰与中原同期遗存共性多于个性。至春秋中期以后才真正具有自身特色。更有从文献角度考察，认为楚国上层贵族原本就是祝融之后。此说可谓一语中的。楚国高级贵族墓用鼎制度与中原周制大同小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楚国上层贵族的“根”在祝融，文化源于华夏。因此，屈作中一直以上古三代的史事来作为品鉴是非得失的标准，其原因我们不就可以十分清楚了吗？

必须说明，本文在论述时是以楚青铜器物铭文为线索的。这种青铜文化，是楚国上层贵族文化的代表，其中所列举的铭文，也都是上层贵族乃至楚王所作的。出身于楚王族的屈原，他所受的教育和文化熏陶也应当是大同小异的。楚国文化固然如同一些研究者指出的那样，有上层和下层之分，显现出明显不同的利益和要求，但这种情况在当时各国也是同样的。毕竟楚王族是楚国文化的最集中的代表，他们的认同、提倡，也就决定了楚国文化的整体方向。从这一点看，楚文化乃至楚文学的主要渊源也就一目了然了。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楚文化、楚文学仅止于中原文化、中原文学的一源。如果这样认为的话，那就将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看得过于简单了。笔者在《楚辞论析》一书中有关《“楚辞”的渊源》一节里已经谈到，中原文学——《诗经》的影响，南方音乐（“南风”和“南音”或称“楚声”）、宗教音乐（“巫音”）、南方民歌等诸种文学艺术的共同浸染和哺育，终于使楚国文学在伟大的文学家屈原手中得以异军突起，创作出一代文学之代表——楚辞，并成为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奠基之作。

是耶？非耶？愿求教于学界师长及海内外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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